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一天，十三岁的田家吉从中学放学回家，一进家门，习惯性的喊了一声姆妈，无人答应。
他走进厨房，姆妈也不在厨房里，一摸锅灶，都是冷的，揭开锅盖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心里就有些发慌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
这时十岁的二弟家祥七岁的三弟家如和三岁的小妹家意回来了。
家吉问道：“你们回来了呀，姆妈呢？”
家祥道：“哥哥，姆妈在托儿所，我们是来叫你去食堂吃饭的。”
家吉抱起小妹道：“走，我们先去找姆妈。”
家祥家如在前面带路，来到田长发叔叔家，宽大的堂屋里摆滿了摇窝，姆妈和另外几个伯母正在招呼滿屋的孩子。
姆妈接过三岁的妹妹，说道：“家吉，你先带你两个弟弟去食堂去吃饭，你伯伯（父亲）在食堂里。”
兄弟三人来到食堂，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子，上写 “双河县双河区沙洲人民公社第十生产大队第一小队食堂” 好热闹呀，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全塆近二百人都在这里吃饭，有的己快吃完了，有的还在排队。
特别是那些家里没有老人的妇女，简首高兴的不得了，一个个在那里吃着饭，说着话；有的说：“现在好了，孩子有人带，也不用做饭了，一身的轻松，一门心思的去干活。”
有的说：“原来几十个灶烧火，柴老是不够，现在一个灶烧火，柴多得烧不完，早该这样了。”
也有的说：“这饭菜没有自家做的好吃。”
有的说：“大锅菜就是好吃。”
一些围着灶台转了大半辈子的婆婆，真是打心眼里高兴，只是突然闲下来有些不习惯，主动跑到食堂来帮着择菜洗钵。
兄弟三人排在人后，来到灶前，好大的灶呀，比我家灶屋还大，灶上站着的正是伯伯和另外一个老伯，他们负责发饭，饭是从一个很大的木蒸屉里拿出来的，是用那种泥巴烧制的，粗糙的土黄色钵子蒸的饭。
里面的饭分三个等级，有三两的，半斤的，七两的。
兄弟三人一个领了一钵饭，家吉家祥是半斤的，家如是三两的。
然后到另一边去拿筷子和打菜，分菜的又是一个人掌勺，每人一勺子炒包菜，兄弟三人找到一个地方，坐下吃饭。
这时一个西十多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，大大咧咧的坐到一张桌子上，对旁边桌上正在吃饭的田家华道：“你去给我娘俩拿两钵饭来。”
田家华正在上初中三年级，看了她一眼，动也不动继续吃他的饭。
妇女大声道：“我说的你听到没有？”
田家华道：“你儿子没长腿吗？
他不会去拿呀，你是地主婆吗？
坐着要别人拿饭，我又不是你家长工，凭什么给你拿饭。”
把这个妇女气得半死。
破口大骂，田家华与她对骂，根本就不怕她。
这妇女叫章普良，是大队支书的老婆，也是大队妇女主任，爱骂人，人送绰号脏婆娘。
她仗着丈夫是支部书记，平时都是横着走。
她丈夫名叫栾端清，就是他把田家西塆（一小队）几十亩快要成熟的稻谷连根拔起，栽到一块田里，挤得密不透风，向上报说是亩产万斤田，公社干部都是些种庄稼的门外汉，听了栾端清的亩产过万斤的报告后大喜，也不想想是真是假，立即组织小队长以上干部来参观，等参观完后，稻谷全部烂了，几十亩田颗粒无收，他却一点事也没有，照样当他的书记。
人送绰号“乱弹琴”。
田幼南见她下不来台，也怕闹大了田家华吃亏。
连忙拿了两钵饭过来放到她面前，这才让事情平息下来。
第十生产大队全部姓田，无一杂姓，由田东塆，田西塆，田中塆，田上塆，田下塆五个自然村组成，其中田上塆最大，有西百六十多人，因此分成两个生产队，西塆是第一生产队，东塆是第二生队，中塆是第三生产队，上塆是第西，第五生产队，下塆是第六生产队。
田家祠堂为大队部。
公社干部不放心田氏家族，特地从外队调来了正，副书记，田姓人只能当主任（三把手）。
田氏家族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三岗三冲，北高南低，三岗是旱地，分别叫马蹄岗，牛角岗，龙脊岗。
三冲是水田，分别叫饮马冲，水牛冲，龙尾冲。
北边有一个田家祖先很早就借助地形修建的大水堰，水面有五百多亩，是田氏家族的专用堰，堰里的水可以通过控制闸，自流灌溉三条冲里的田，里面养的鱼又肥又大。
有一个闸首通沙河，在多雨季节将多余的水排进沙河。
西边有一条长年流水不断的沙河，东边紧靠县城，南边与外村相邻。
全大队一千二百多人，水田一千一百多亩，旱地也是一千一百多亩，人均不到两亩土地。
岗上的旱地是高低不平的一小块一小块的旱地，最大的一块也不到两亩地，有三升的，五升的，八升的，在过去纯属靠天吃饭，如果遇到干旱年，岗上就颗粒无收。
人民公社后，十大队男女劳力齐上阵，日夜苦干，抢在冬播前就把三岗治理成了梯田，每块都有十多亩，变成了不怕旱的水浇地，面积还有所扩大，然后种上小麦。
老人们都说还是走集体道路好，几百年想办又办不到的事情，集体几天就办到了。
冬播结朿后，一半男劳力挑着工具，带着蓑衣斗笠和一坛腌菜到外县去修水库，一半男劳力全部参加公社的大办钢铁，家里只留下妇女和老人搞田间管理。
在乱弹琴的带领下，外大队的人来，把塆里衖子里放了几百年的，供人乘凉的青石凳都打碎了拿去炼铁，各家各户的废铁都被无偿的收去了。
最可惜的是，塆后有一棵几百年的大树，高耸入云，是田家的祖先栽种的，也是田家的标志，几十里外都能看到，是一道非常好的风景。
树冠遮盖了十几亩地，每到夏天全塆人都到此乘凉，是全塆人夏天的集中地。
丧心病狂的栾端清率领一帮外地人，扛着无梁大锯，硬是锯了两天才把大树锯倒，又花了十多天时间才把大树解体拿去当柴烧练铁，结果是把田家几百年的石凳砸了，几百年的大树烧了，一两铁也没炼出来，真是劳民伤财。
田家人心痛死了，但敢怒不敢言。
幸亏上面发现得早，紧急叫停了，要不然农村的损失会更大。
在这期间，栾端清把他的大儿子安排到城里当工人，小儿子安排到大队副业队当会计，女儿到大队学校当老师，老婆是大队妇女主任，一家人安排得妥妥贴贴的。
由于栾端清把一小队几十亩稻谷都毁了，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季，一小队就没有粮食吃了，食堂停火了，人们西处找吃的，田野里能吃的野菜都挖光了，首先是好吃点的地菜（荠菜）被挖光，接着是有点苦味的黄花菜也被挖光，接着就是雀儿肠，荒涕蒿，野大黄，木棘条，油树叶子，野大麦苗等等都弄来吃。
不久政府拨来了一点救济粮，食堂又开火了，每天两餐粥，男劳动力是三两米的粥，老人小孩有二两的，一两粥，吃不饱，但也饿不死。
好不容易盼到麦收，可是因先旱后涝的原因，小麦产量极低，只有常年的一半。
没有办法，只能和麸皮一起吃。
食堂蒸的馒头因没有去麸皮，表面上一颗颗的麸皮，像极了癞蛤蟆，人们称之为癞子粑，劳动力每餐两个，老人孩子每餐一个。
小麦减收，人们在饥饿中还坚去干活，不干话就更没有希望了。
全村指望早稻能够丰收吃顿饱饭，可是老天爷好象故意与人们过不去，该下雨时一滴不下，不要雨时大雨倾盆，早稻也减了产，晚稻又遇虫灾，粮食严重不足，为了补充粮食不足，队长决定种几亩萝卜应急，萝卜刚刚出苗，就被栾端清发现了，他大发雷霆，逼着队长硬生生的把几亩萝卜犁掉了，然后种上小麦。
这个家伙完全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，因为他在副业队有小伙房。
老百姓吃癞子粑的时候他在吃白面馒头，老百姓一日两餐粥的时候，他在吃白米干饭，还要好菜下饭。
尽管吃不饱饭，但冬播后全部男劳力仍然是挑着工具，帶着被子，蓑衣，斗笠和腌菜，步行上百里去外县修水库。
一九五九年在半饥半饱中度过，人们等待着野外快快多长些野菜出来，同时在屋前屋后，坟边岸边开荒种菜，种高梁杂粮，哪怕是能种一棵高粮的地方也要种上。
盼了一冬一春，一九六0年的夏收仍然收成不好，主要是小麦扬花时节雨水太多了。
人们又盼望着早稻，可是打早稻含苞时老天就不下雨，塘里，堰里的水都放干了，生产大队组织全大队的水车到沙河用三级取水的办法，将低处的河水提到高处来灌溉水稻，社员们日夜车水。
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，大部分早稻是保住了，如果不是集体的力量，早稻将颗粒无收。
但是岗上的棉花干死了一半，芝麻豆子全干死。
老天爷好像故意与人们过不去，在早稻收割时它又下雨不停，造成部分收割的早稻长芽发霉，只好分给社员炒干磨碎做芽谷粑吃。
没办法，季节不等人，只能与老天爷抗争，不管多大雨，社员们照样出工，冒雨插下晚稻。
大队主任田庆山整天戴着斗笠，穿着蓑衣，打着赤脚在各小队跑，要求大家咬牙苦干。
不要错过季节。
半个月苦战，秧插完了，雨也停了。
毫无疑问，早稻又减产了，人们盼望吃饱肚子的愿望又落空了。
年轻人挨声叹气，大发牢骚，老人劝道：“这己属不易了，要是放在过去，这两年早就颗粒无收，人们不是饿死就是逃荒去了。”
岗上空出来的地全部种上红薯和黄豆。
秋收时尽管晚稻产量不理想，但红薯获得大丰收，红薯分到各家时，都饱饱的吃了一顿红薯。
这时栾端清召开大队干部会议，提出一斤红薯抵一斤口粮的意见，多出来的稻谷要作为余粮卖给国家，要大队干部通过并形成决议，他这一提议遭到了大多数干部的反对，只有平时跟他一块吃吃喝喝的会计出纳和他老婆支持他，另一副书记不吭声，平时任劳任怨的大队主任田庆山愤怒的道：“栾书记，你这是把社员们往死里整呀，国家在拨粮救济我们，你却要克扣群众的口粮，拿出卖余粮，一斤红薯怎么能抵一斤口粮呢？”
大队副主任，民兵连长，团支部书记，都反对这个提议。
栾端清横不讲理的道：“我只是跟你们打个招呼，并不是要你们通过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消息传开，全大队的社员愤怒了，这哪是共产党的书记呀，比国民党还坏，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，克扣百姓的口粮去卖余粮，有这样的道理吗。
有三个从朝鲜复员回来的复员军人，共产党员田建清，田建成，田新喜和七八个胆子大的社员，各自从自己家里挑了一担红薯首接去栾端清家。
栾端清的老婆见一下来了这么多人，忙问道：“你们来干什？”
田建清道：“我们是来换口粮的，你们家提出一斤红薯抵一斤口粮，我们现在就来你们家换口粮。”
脏婆娘见这么多人坐在家里不走，急忙去副业队叫回自己的丈夫，栾端清回到家，气势汹汹的吼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田建成道：“我们不想干什么，是找你换口粮的，我们不要红薯，要口粮。”
栾端清见镇不住大家，急忙跑去公安局，谎称有十几个歹徒在他家闹事，公安局立即派十几个警察带枪来到他家，一看外面摆着十多担红薯，屋里坐着十一个人。
有几个警察也是从朝鲜转业回来的，认识田建清等人。
忙问是怎么回事，田建清把来龙去脉一说，警察都明白了。
带队的道：“栾书记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不属于我们警察管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”
说完带着众警察回去了。
最后还是公社干部出面调解，用三斤红薯抵一斤口粮，此事才算平息下来。
即使红薯抵口粮也还要缺一部分粮，哪来的余粮卖呢？
群众对栾端清这个支部书记反感到了极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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