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川七岁那年的冬天，父亲的矿帽被山洪冲回村口时，帽檐上结着冰碴，灯芯里嵌着半片指甲盖大小的煤屑。
母亲抱着那顶帽子在崖边坐了三天，雪落满她的睫毛，首到采药筐里的三七发了霉，她才哑着嗓子说：“川儿，往后你爹在煤里活着。”
云岭村的贫瘠像一道溃烂的疤，横亘在海拔两千三百米的峭壁上。
秦川的童年被两捆麻绳丈量——一捆拴在腰间采药，一捆拖在身后捆柴。
母亲摔残那日，他正悬在鹰嘴崖摘石斛，岩缝突然滚落的碎石砸断了保险绳。
他抓着枯藤下滑二十米，掌心被刺出血沟，却只接住母亲坠落的药篓。
篓底沾着脓血的三七，成了往后三年全家唯一的药方。
妹妹秦月辍学那晚，把课本折成纸船放进溪流。
月光下纸船打着旋儿，她指着水涡说：“哥，这像不像张老师画的函数圈？”
秦川不懂函数，只记得数学老师张雪梅曾在祠堂黑板上画过类似的曲线，粉笔灰落在她打了补丁的的确良衬衫上，像撒了一把星星。
1998年夏天的暴雨来得邪性。
山洪撞开坟茔时，秦川正在祠堂誊抄扶贫手册。
泛黄的纸页上，“云岭村脱贫五年规划”的字样己被蛀虫啃出蜂窝状的洞，父亲的名字还躺在“矿工技能培训”名单里，墨迹比棺材上的漆更刺眼。
泥浆裹着碎石冲进门缝的瞬间，他扑向手册，朽木桌案却在洪流中裂成浮板。
洪水像无数只攥紧的手，撕扯着他的脚踝。
混浊的浪头里，父亲的矿帽在漩涡中打转，母亲的药篓卡在断桥墩下，而印着“扶贫”二字的纸页正一片片溶解。
就在他手指即将松脱时，一根竹杖劈开雨幕——张雪梅背着算盘冲进激流，算珠在暴雨中炸响，宛如某种古老的计算仪器正在解析洪水的流速。
女教师的脊梁骨硌得他胸口生疼，却比任何数学公式都让人安心。
“抱紧，我们解这道题！”
她在齐腰深的水流中挪步，声音混着雨声砸进他耳朵，“洪水流速每秒3米，河面宽度15米，要倾斜多少度才能抵消冲力？”
秦川的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，答不出，却记住了老师脖颈蒸腾的热气，和空气里若有若无的粉笔灰味。
对岸塌方的山路上，扶贫手册的残页粘在岩缝里。
张雪梅用竹杖挑起湿透的纸页，闪电劈亮的瞬间，秦川看清表格里的一行字——“女童助学计划”栏下，妹妹的名字墨迹未干。
破庙改成的教室里，张雪梅的算盘成了最神奇的教具。
她拆下算珠串成数列，用麻绳系在梁上：“这叫等差数列，就像你每月采药换的钱。”
当秦川终于弄懂“函数”是种会生长的公式时，母亲正用采药钱换回一包发霉的课本。
妹妹把课本铺在漏雨的灶台上烘干，油墨在潮气中洇开，函数图像竟与山洪那日老师画的救生路线一模一样。
那年除夕，张雪梅顶着风雪送来半袋面粉，袋底压着本《趣味数学》。
秦川在封底发现一行小字：“所有穷途末路，都是尚未找到参数的方程。”
屋外北风嚎叫，母亲瘫在竹床上咳血，妹妹用冻裂的手包着掺糠的饺子，而他突然读懂了老师眼底的火光——那是未被苦难除尽的余数，在算珠上滚烫地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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